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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自由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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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关切，所以我们才要发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它的目标，就是要重建我们心灵的家园，重建高贵的文化精神，使人特别是中国人重新变成自由状态下，一种精神的存在。如果人们仍然在共产党这种极权专制文化这种阴影中做一个卑微的奴隶，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的人。因此为了实现自由，首先必须挣脱党文化的阴影。 主持人：旅居德国的自由学者仲维光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谈到了自己对自由文化的理解。 仲维光：这次自由文化运动，对于我来说，我理解为它是一次真正的，由知识分子发动的，对于党文化的一种对抗的一个标志性的开始。从具体的来说，在最近的几年，本来从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感到共产党彻底的摧毁了中国文化，然后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但是经过三十年以后，中国人突然发现中国的文化比以往更堕落、更腐败，而且文化所遭受到的摧残更加厉害。 那么为什么从七六年到零六年间，这三十年中国人在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历过伤痕文学，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北京各种丛书的出版，经历过所谓“河殇”以及九十年代和最近几年的一系列知识活动，反而文化更加堕落了。那么这个问题就使我们看到，就象捷克总统哈维尔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制度的，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缔造者”。这个问题使得我们问的是：它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问题，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也参与了三十年的文化堕落运动，反思这个行为就应该使我们中国文化知识分子从新走向一个文化新起点。 但是我必须说的是，在这三十年文化的不断堕落中，在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以后的民主运动中，很少有知识分子提出来中国的文化问题。这个文化问题的提出，作为一种向社会各个角落推进运动的提出，实际上是在法轮功学员作为一种信仰团体，提出九评、中共问题的时候提出来的，他们在那里面，与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第一次提出了党文化的问题。当然对党文化问题，我觉得在过去二十年来，也有知识分子作出过一些努力，比如说袁红冰先生，比如说我自己，从七十年代起以后，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是大规模的向公众提出党文化问题呢，却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做的。 因此在法轮功学员的九评出来以后，我自己就在想，因为九评使我很惊奇，第一次明确的提出来党文化问题，当时我自己感到惭愧，因为这个党文化问题应该是由我们生生对于自己反省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但是它没有由我们知识分子提出。又经过二、三年的酝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早就想推动一个自由文化运动，但是始终没有成事。现在在澳洲开的这个自由文化大会，终于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聚集在一起，重新走向一个新的起点。 因此我觉得这次自由文化大会，实际上是经过法轮功学员提出党文化问题以后，平行于法轮功学员的另外的一种新运动的开始，这个运动就是自由文化运动。那么现在在中国社会有两个抑制党文化的运动，一个是民间百姓们由于对自己的信仰和生活的信念，而提出的对于党文化的抑制，另外一个就是由知识分子现在提出的，从知识框架上、从文化知识上对抗党文化。当然这个自由文化运动，今天这个大会象征一个起步，还刚刚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在今后的几年中，这两个，民间的从生活上的对党文化的抑制，和从另一层面，从知识层面，文化层面，道德层面对党文化的抑制，能够平等发展，并且汇集到一起，从而彻底改变或者说为改变中国社会的做出自己的贡献。 两天的会议，我觉得开和非常成功，实际上这个会议，大家能够看到，第一天在开幕式上，有一个从英国来的汉学家，曾经是英国大使馆驻中国的秘书，他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亲自经历了中国最近三十年及至四十年的变化，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整个变化，他的讲话使我们听到一个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他非常理解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中国人对人权的追求，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文化的新的起点。所以这第一个象征， 说明我们自由文化运动它选择的起点，它今天做的是正确的。 第二个这次自由文化运动，参加的人里面很有代表性，他们包括，第一个民刊的创办者黄翔，第一个在中国创办独立笔会的贝岭先生，以及在其它领域里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探索的人，当然这些人今天走到一起来，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这些人独创精神，和这些人的无畏精神，才使得他们今天能够在今天这个知识空气下，走到一起来，不为其它的流言蜚语，不为其它的困难，而重新开创这个自由文化运动。 另外这个自由文化运动成功的一点我觉得参加会议的大部分的人，或者说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平行于这个自由文化运动的法轮功学员们在生活中的追求，他们的追求，他们对党文化的抵制所给予知识界的启发和启示，这一点我觉得在以后中国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精神的认识和民众能够融合在一起。我认为这两个东西将造成中国在以后变化后社会动荡中的一种极强的稳定因素，将会使得中国在重新走向新的起点时，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我认为这两天来的大会，非常成功。 主持人：曾经是英国驻北京使馆的外交家罗杰。卡色得先生也特地从英国赶来参加这次大会。在七十年代他在北京亲自经历了民主墙运动，并且写了一本书叫“毛之后的中国”，他的中文名字叫盖思德，在采访中他谈到了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民主和自由问题特别关注。 罗杰.卡色得：我认为这太好了，现在正是发生这种运动的合适时机，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运动，为着崇高的民主理想，将中国内外全世界的人联合起来，民主这对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很重要。 主持人：是什么原因使你对中国的民主特别关注呢？ 罗杰.卡色得：因为我看到民主的缺乏，在文革期间，我看到人民在受苦，在受欺骗，由于没有任何法规与民主，导致人民遭受无数的苦难，我知道民主制度对他们的现在与将来有多重要，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如果我能为此贡献自己微薄之力，我会感到高兴。 主持人：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徐文立先生，他认为这次自由文化运动大会意义巨大，文化的自由应该从心灵的自由开始。 徐文立：我想一个国家要想真正走向民主，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人们心里想什么这很重要，所以我非常同意自由文化运动当中的一个看法，人的一切可能是从心这儿开始的，所以我经常会说，只有当中国的民众把自由民主这样的价值观看得如同面包与水一样重要的时侯，那么只有这个时候，中国的民主制度才会稳固的建立。没有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建立，恐怕那样一种民主制度也并不是能够真正的稳固的建立起来，当然民主制度的建立还要有许多其它的条件，但是从人的精神层面、价值观的层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真正的建立起来以后，有关于文化，有关于信仰，有关于宗教方面的选择，应该完全由民众自己选择，而不是由别人去运动他，或者说让别人去强加于他，特别是政府更不应该有这个行为，所以说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恐怕是把这样一个领域范围的事情去由民众选择，这将会是在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政治，和不是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并不是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前，有一些文化人，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参与的，推进整个的自由文化价值观，在全民的普及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巨大的。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正是一些先进的文化思想被人们所吸纳所知道，才可能引起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各方面一个社会的重大的变革，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这次自由文化这场新的运动是意义巨大的。 我当然从政权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障碍是在中国共产党，在人心方面，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是党文化给整整几代人留下的烙印。我更愿意从从事民主运动人士这个角度上来看，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当中，内心接受党文化的余毒的人内心是相当深厚的。我非常同意费良勇先生在刚才他讲话的前言当中说的几句话，他说“实际上很值得警惕的是，未来一些民主人士所追求的东西，可能实行起来并不是民主，而是一种新的专制极权。”但是我并不认为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民众并不答应这样子做，但是从整个海外的民主运动，甚至包括国内一些民主运动当中所出现的问题来看，正是由于党文化这种专制的思想在这些人当中，内心的心结，这种余毒并没有真正消除，我更愿意从我们自身的角度上去强调，我们应该是彻底跟这种东西决裂。 主持人：诗人贝岭是“星相”出版社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中文独立笔会的创会人，他在谈到自由文化运动时说： 贝岭：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或者说在地下文学圈，在一九九O年末到二OO年初，有过所谓的文化复兴运动，在国内有一批所谓地下作家和地下诗人，和一批不被官方容忍的文化人，他们曾经做过。所以当时我一开始了解这个自由文化运动时，我还觉得是不是它跟国内的文化复兴运动有相关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文化复兴运动后来在中国被打压了，有些人还坐牢了。那么后来我才发现自由文化运动是由袁红冰先生从中国出来以后，经过这一年多的沉淀以后，就是他来创办和倡导的一个运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部分，主要还是通过网站来了解大致的部分。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那个时候细的东西还没有出来，一个大的架子出来了。那么我想还是我直接跟自由文化运动联络还是因为我的老友仲维光先生他打电话，跟我比较细的阐述自由文化运动的形成，它最近可能产生的一些有张力的计划和规划，那么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才会比较感性的去了解，然后我就跟袁红冰先生有了电话的互动，在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也就是二、三个月前，我在巴黎的时候，那我觉得可能是有了更直接的了解，那么后来我觉得这样一个自由文化运动，它的精神性，它在思想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既有极权专制的痕迹，又有中国文化，本身它又使中国整个的知识界产生一种特殊的实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自己愿意来参加，来了解，来介入，甚至有可能来贡献我的一部分能力，那么这就是我来、和我参与自由文化运动主要的原因。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自由文化运动的介入与参与，使我自己能够一方面，我们通过参与这样的运动，本身要反省自身，在这样一个历史里面，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里，其实共产党的文化、共产党的语言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反过来我也想贡献一些，我自己在海外这么多年，我不是一个完全自觉的自由文化和自由思想的一个目标的提出者，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在国外所做的许多努力，包括在流亡生涯里具体的一些事情和工作，实际上它是某种意义上为自由文化运动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我也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告诉或者说来告诉大家。这大概也是我来参与和介入的直接原因之一吧。 主持人：在这次自由文化大会的代表发言当中，最多被提到的是党文化，旅居丹麦“特权论”一书的作者陈泱潮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对党文化的理解。 陈泱潮：这个问题呀，是提到了很多，提到党文化，但是大家提呢，是集中在我认为是一些表层上。党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是需要大家认真对待的问题，否则抓不住党文化的核心，那么只是流之于皮毛，击不中要害。党文化的核心在我看来是无神论。没有神，观念不信神，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什么呢？以物质为第一性的东西，那么否定神的存在。中共的一切邪恶来自于这个无神论，那么今天无神论的影响，主要是使整个社会道德崩溃，人心大坏，主要是这个造成的。 这个东西一经和金钱拜物结合，就更加邪恶了，因为这个无神论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相信冥冥之中有洞察力，做了坏事会遭受因果报应，在转世轮回中会根据你的作恶变牛变马，或者变猪变狗变虫，或者永坠地狱，他不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就失去了生路自我约束力，而变成象毛泽东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什么无所畏惧呢？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干。所以现在这个国家，昨天谢教授讲到的那个假货充斥现象，作假的现象等等。所有这些弊端都来自于没有神的约束，人心败坏，来自于无神论。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强调的事情。 主持人：作为自由文化的发起人，袁红冰先生认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理念符合中国的现实命运，他还谈到了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今后的展望。 袁红冰：这个运动从它提出的理念来讲，是符合中国文化命运未来的要求的，所以它一定是有前途的，当然这个运动最终能不能实现它的历史目标，还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运动到底能不能创造出和中国未来自由人性要求一致的精神成果。 因为人才是历史和文明的焦点，没有一个自由、高贵的人格，就不会有伟大的历史的光荣命运。而中国争取自由民主运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取得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成果，它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格状态阻碍了它取得历史的成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我们如果不能从精神的层面、从思想的层面，从更加深刻的人的心灵的角度，来推出对自由的理解，我们现实中的民主运动也很难取得历史性的进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场伟大的精神启蒙过程，而这个精神启蒙也是中国人的道德救赎和精神的救赎，而扮演救度者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自己，如果中国人不能通过一个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创造出更加丰饶的思想价值和精神成果，不能创造出和高贵的自由人性相一致的文化成果，那么我们在现实中任何一方面的努力，都很难达到和人性的真理一性的结果。 主持人：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造，自由的表达，从心灵上挣脱极权专制的枷锁，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相信也是每个中国人的希望。 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看“中国聚集”，我是桑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更多) (隱藏) 類別: 新聞与評論 關鍵字:  中国 自由 文化  URL: Embed﹕ 作者更多作品 相關作品 作者更多作品 相關作品 點此 顯示全部 點此 顯示全部 檢索中... ... 檢索中... ...		購買電影《永遠》DVD 神洲電影製片廠 國際聯合製作的故事片《永遠》 www.shenzhoufil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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